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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还是秉性:谁决定着人类的健康、财富以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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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赵晓(独立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在强调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时,更应该关注如何更好地塑造和培养人超越理性的“生命秉性”。

主流经济学以理性展开人类行为分析,行为经济学以感性展开人类分析,笔者在《中外管理》上一期专栏中,从“优秀是一种习惯”的现象和主题入手,首次探讨了“超理性”因素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进而提出“生命经济学”的命题。

本期笔者将继续探讨“超理性”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1、“达尼丁研究”证明了“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优秀是一种习惯,平庸也是一种习惯,20%的习惯差异会带来80%的大相径庭,甚至完全不同的生命结果。何样的习惯是重要的?习惯形成的关键人生时期是什么。

为探讨此两个话题,笔者要援引全球著名的“达尼丁研究(全称是The Dunedin Multidisciplinary Health and Development Study(达尼丁多学科健康与发展研究))”。该研究选取自1972年4月1日-1973年3月31日出生在新西兰达尼丁的1037个人,进行了长达至今的研究,被研究成员自3岁时接受评估,然后在5岁、7岁、9岁、11岁、13岁、15岁、18岁、21岁、26岁、32岁、45岁不断进行评估,着重研究成员的健康,发展和福祉的各个方面;目前已产生大约1200篇研究论文、报告、书籍,研究结论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思想和政策制定。英国教授、“儿童心理学之父”迈克尔·鲁特爵士称之为“可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一般社区样本纵向研究”。

我注意到,“达尼丁研究”实际上证明了中国古谚“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说法,也反证了不是经济学强调的理性,而是中国智者们强调的“秉性”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更加重要。

达尼丁研究首先观察了3岁儿童的5种气质类型:不受控制(Undercontrolled),抑制(Inhibited ),自信(Confident),保留(Reserved)和调整良好(Well-adjusted)。23年后,他们使用多种综合性格评估方法再度重新检查了96%的研究对象,包括自我报告和线人报告。这些纵向数据向全人类提供了迄今为止最长和最有力的证据,证明儿童早期出现的行为风格,可以预测他们作为成年人的特征、行为、思想和感受,勾划出生命早期人类个性的基础。

“达尼丁实验”的重要发现就是:儿童时期的一项习惯——“自我控制”,比社会经济地位(SES)或智商在预测成年人的身体健康、财富、生活满意度、成瘾、犯罪和下一代的养育方面更为重要。

2、对经济学的巨大冲击和启示

何谓“自我控制”?在“达尼丁研究”中,它涵盖12项指标:1、情感依赖症(emotional lability,这个指标国人较为陌生,指的是过于喜欢或者寄托过多个人感情于某个人或某件物品上,一旦失去就难以适应等表现,可引发焦虑和抑郁);2、易怒;3、挫折容忍度低或称逆商低;4、缺乏持久力;5、注意力持续时间短;6、分心;7、躁动不安;8、多动症;9、冲动;10、不思而行;11、不愿等待;12、喋喋不休。

如孩子在上述指标上表现较多正面,则显示出具“自我控制”的良好习惯。

从“达尼丁研究”中还发展出一项对儿童的“棉花糖实验”:将一颗棉花糖分给3岁的小孩子,告知如15分钟后糖还在手上,则可以得到另一颗棉花糖的奖赏。结果,有的孩子马上就吃掉了,有的孩子坚持一会后忍不住还是吃掉了,但也有的孩子能够坚持到最后,最终得到了两颗糖。这个实验可以很好地检测孩子的“自制力”。

Moffitt TE、Arseneault L等在《童年自我控制的程度预示着健康,财富和公共安全》论文中指出,影响一个人未来健康、财富、幸福,以及是否成为罪犯的最重要的解释因素不是一个人家庭出身、智商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理性),而是“自我控制”能力或习惯。小时候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人可以预期在成年时会享有更好的健康、财富以及幸福。

另有研究证明:小时候不好好睡觉、睡眠少的孩子更容易出现肥胖症;小时侯看电视多的孩子不容易考上大学,且易染上烟瘾;年轻时大量使用**的人患精神病的风险增加,认知能力下降;小时候具有“阅读障碍+人际障碍”的人在未来容易出现反社会犯罪行为;在11岁时报告有妄想和幻觉的看似正常的儿童中,有1/3后来被正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型症状。

很显然,“达尼丁研究”对经济学带来巨大冲击和启示:

1、经济学所崇尚的所谓“理性”,在人的行为选择和生命收益中所占的分量,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不应该过高估计,更不应该作为经济学解释世界、认识生命的全部。

2、相比于所谓的“理性人最大化”的行为与生命选择,事实上一个人超越理性的小时侯所形成的习惯——也就是中国古人所称的“秉性”——所发挥的作用要更强大、更本质、更持续,更具解释力。经济学家在强调学习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时,更应该关注如何更好地塑造和培养人的超越理性的“生命秉性”,因为这才足够“理性”。

3、经济学需要更多地与其他学科合作,包括心理学和宗教学,以增进对人类行为选择的认识,进而在政策研究、人个行为选择,以及生命投资中提出更加有价值的建议。

而对“超理性”人类行为的研究,应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一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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