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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安迪:管理是科学,政-治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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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谷安迪 

 

谷安迪:管理是科学,政-治是哲学

 

   管理是科学,政-治是哲学,而管理者有效性的保障,是科学与哲学的并举。

 

   自从彼得德鲁克在他的著作中强调管理者应当以“有效性”为终极绩效目标开始,管理之本身便已不再只是管理这么简单,而是成为了一种更广泛的寻求多维协作的“聚合实践”。

 

   这种“聚合实践”,化繁为简便是:“科学与哲学”的聚合,以及“科学加哲学”的实践。其中,哲学源源不断的解决 “变量”问题,科学前赴后继的解决“定量”问题。“变量”与“定量”的不懈转换,造就了管理系统的“暂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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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优选的“暂时稳定”,便是管理者有效性的源泉。然而,“暂时稳定”重在“暂时”。 “均衡点”转瞬即逝,只有不断调整才能实现新的“稳定”。而“稳定”的方向,不是“螺旋上升”,就是“螺旋下降”,这般“上升”或“下降”的走势,决定着组织的“兴盛”与“颓败”。

 

  由此,管理与政-治的相辅相成关系已然确立,回避“政-治”,管理就在那儿;回避“管理”,“政-治”就在那儿。然而,管理者总觉得政-治是一个只有国家层面才可触及的维度,因此在管理实践中总对政-治视而不见,或将政-治与管理混为一谈。这样无疑不利于实现“更为客观的管理有效性”。

 

  管理者的有效性基于“协作的有效性”,而“管理”与“政-治”的“一致所指”也都是“协作”,一切政-治的目的是最大化的“获得协作”,一切管理的目的是最大化的“开发协作的效能”。

 

  “获得协作”需要获得“思想的一致性”,所以政-治的本质是“统一思想”并“获得支持”。“开发协作”需要的是“逻辑推理方法”,所以管理的本质是“优选基于现实的最佳因果逻辑”。

 

  “统一思想”并“获得支持”,未必非要证明现实的因果逻辑,而是重在建立“思维共识”,并提供能够产生广泛共鸣的“价值观接口”,这势必是需要哲学才能解决的问题。 “优选最佳的因果逻辑”则是在“协作现实”已经成型的前提下,不断通过“实证”来研发更高效的逻辑方法,而这是需要科学大展身手的部分。

 

  比如,企业文化问题就是明显的“政-治”部分,“哲学”部分,因为企业文化的效用是提供能够让员工自愿接入的“价值观接口”和“思维方式框架”。 SOP”就是典型的“管理”部分,“科学”部分,因为SOP是在现实流程中寻找可以广泛推广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 虽然我们平时都把它们看做广义管理的一部分,但其实他们是在寻求多维协作的“聚合实践”过程中的“政-治”部分和“管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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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当一种企业文化在组织中被“广泛接入”,如何保持企业文化的影响力又阶段性的从哲学问题转化成科学问题,从政-治问题转化成管理问题。 是不是有足够的仪式来强化?是不是有足够的符号来建立影响?是否有相应的SOP来巩固?这是转化到了寻找科学方法的管理维度。

 

  同样,当属于管理问题的SOP体系被不断强化从而形成员工的行为的广泛一致性后,从中**价值观及获取思维一致性可能性也会随着增加。此时,管理问题又在向政-治问题转化,科学问题又在向哲学问题蜕变。

 

  总之,管理与政-治是获取管理有效性的历程中二者缺一不可的两台引擎,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形成了“广义管理”的多维协作的“聚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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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安迪,澳洲科廷大学管理学研究生学位;资深管理培训师;天津财经大学管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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