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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岁还在坐牢,84岁成为亿万富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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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的农民遇到泥石流就比较麻烦,有的人连房 舍都被毁掉了。不过,带着一双手跑到山里种橙子,日子又变得好过了。“是给褚时健种橙子吗?”我们问,当地人点点头:“褚时健提供住的地方。”

在嘎洒匆匆饱餐一顿后,又在山里走了近半个小时,车终于驶入了一个布满橙树的山头,空气飘着淡淡肥料的臭味,经过了一座厂房建筑后,车停在一幢黄色的二层小楼前,这是褚时健的家,也是他在山中的办公场所。门前蹲着两尊石狮,几只公鸡在石狮脚下走来走去。

身着米灰色套头衫、外面罩一件黑色马甲的褚时健缓缓走向我们,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招呼我们吃橙子。“褚橙”的确口感非凡,我们一行人都认为这是自己吃 过的最好吃的橙子。一张矮桌,四条长凳,褚时健坐在桌边,吸着玉溪烟,操着浓重的玉溪方言,一开口便说:“我们的橙子分成三个等级,特级品10块钱一公斤 出货,市场上卖10多块一斤,供不应求。”

我们问:“当初为什么想起来承包果园呢?”褚时健低下头,想了想说:“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 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这句话,在一个小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说话时,褚时健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眼睛则少有笑意。这 丝微笑,就那样不深不浅地挂着,像是劫波之后面对外界的某种展示。

指 着桌上的橙子,褚时健有些得意,跟我们历数起这些年如何一年解决一个问题,改良了土壤结构,发明了独特的混合农家肥,解决了灌溉问题、病虫害问题、口感, 等等。市场反映,“褚橙”的口感已经不在进口的美国新奇士之下,甚至比口感略酸的进口橙更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今年他要让橙子的色泽更鲜艳、手感更平滑。9 年辛劳,2400亩从湖南引入的普通橙树在哀牢山中脱胎换骨。

我说,这是“微笑曲线”的一端——研发,褚时健点头表示同意。“另一端是市场吧,那个不用操心,把品质做好最重要,市场会求着你的。

刚种橙子的时候,不懂技术,出了很多问题,像第一个收获期,那么多树才收了14吨,那倒是让我睡不着觉的。”褚时健做香烟的时候,技术上也是零基础,从头摸索跟技术员反复讨论, 一点一点解决问题,种橙子亦如是,单肥料的配比就反复试验了无数次。

“失败倒没有想过”

“你怎么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结果,能种出这样的橙子?你想过失败吗?”问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件事:褚时健年轻的时候,在边纵打过8年游击,在一次战斗中,由于敌人火力太猛,上面命令撤退。褚时健不听,孤身一人在战场上寻觅一个多小时,找到了他二哥阵亡后的遗体。

这个问题让褚时健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当年做烟的经历,他语速缓慢:“失败倒没有想过,像我当时在烟厂的时候,我向省里提出贷款2300万美元,引进世界最先进 的卷烟生产设备。有人说如果效益搞不好,还不上钱,说不定就要去坐牢了。那时,昆明卷烟厂对这个项目也有兴趣,但后来就不敢了。我想,香烟的品质和效率提 高了,一年就能还上钱。后来就是这样的。我对风险也是有评估的。”

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褚时健的话题又回到了橙子:“农民太弱小了,他们是无力承担风险的。现在园子里的两口之家,他们只要出两双手,房子、肥料、树苗都 是我出,按照公司的要求做,一年收入差不多有6万块左右。他们还可以自己养上几十只土鸡,几头猪。以前他们的年收入也就几千块钱,现在日子好过了,孩子上大学,学费也掏得出。技术员年薪10多万,不比做公务员差。”

褚时健抽烟频率很高,半个小时就抽掉了4支,不过每次都不抽完就掐灭了。他灭了烟又说:“农民其实也不好管理,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褚时健。比如说,要想橙子 品质高,必须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实,农民舍不得;树长大了,空间不够,相互争夺阳光和养料,必须砍掉三分之一的树,农民也舍不得。不过,我们收果实有严格 的质量标准,按照公司要求做的,收入明显提高,其他人也就跟着学了,他们想,凭什么你的果子比我质量好,产量比我大,收入比我高。以前做烟的时候,也是这 样的,我从烟田抓起,给农民**、化肥,指导农民怎样种出一流的烟叶,高价购买烟叶。没有世界一流的烟叶,就做不出品质一流的香烟。”

“搞人际关系,我不行”

褚时健做企业的最早经历是在“**”时期,他曾经担任过嘎洒糖厂的厂长。谈起这段历史,褚时健脸上的笑纹深了一些,像在说一个笑话:“我这个厂长是戴罪之 身,‘摘帽右派’,打个比方,‘右派帽子’挂墙上,检查的人来了,就给我戴上,批斗我了,就戴着帽子走个过场。厂里有两路**派互相打,他们都不舍得往死 里整我。整个云南的糖厂都亏损,我那个镇办小厂一年盈利30多万呢,别的厂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们能榨12斤。我们还把别人榨过的废料,要过来再榨 一次。尽管设备简陋,品质在当时算好的,像蜡一样。”

面 对为何成为右派这个问题,褚时健凝想了片刻,点上一支烟,悠悠地说:“1955年,我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我的上级常常暗示我替他做点违反 原则、对个人有利的事,我听不懂。他说小褚你不懂事。反右的时候,我负责给一部分人定性,那时候反右是有指标的。我想不通,那些我熟悉的人怎么可能是右派 呢?指标越来越高,我工作越来越差,‘对右派手软的人肯定是右派’,1959年,我就成右派了,就去农场改造了。很多县级干部和我关在一起,他们想不开, 整天唉声叹气。我说,有什么呀。这一年,我30岁。”

在农村的日子,尽管全家生计艰难,和坐机关相比,褚时健反而觉得轻松了很多。他说:“我是个不爱求人的人,搞人际关系,我不行,觉得心烦。”1979年,褚 时健在嘎洒镇上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他心想:“一切该结束了。我是搞经济、搞技术的,我们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从做糖,到做烟,再到做橙,褚时健都可以说是一个技术至上型管理者。三次做企业都很成功,这使他只认这个理。“真有拳头产品,市场就不是问题,”褚时健说,“海尔,把摊子铺那么大,还要进军国外市场,张瑞敏会很累吧。”

“搞技术”的褚时健其实很懂得“分甘同苦”的道理,这个词的本义是同甘共苦,做另一番解释也别有意味。他率先在玉溪烟厂工人中实行计件工资,有赏有罚,极大提 高了效率,工人的工资有时甚至超过管理层,并曾经发生过多次工人**进厂加班的事情。分配与激励是褚时健管理企业的一大利器,做烟种橙都起到了很好的效 果。在种烟最红火的时候,作为烟厂的厂长,他觉得自己和其他高管也应该被激励一下。他的这次率先尝试却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深陷铁窗,家破人亡。

“经历了那么多事后,你如何看待朋友?”听了这话,褚时健猛吸了一口烟说:“我在牢里的时候,心想我70多岁了,以后能不能活着出去,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 后来,我弟弟来看我,带了他种的橙子,我吃了一口,心想,味道还可以啊,要是能出去就种橙子吧。后来,得了病,身体状况很差,再不出去看病,估计就死在里 面了。出来后,就想找点事做,消磨时光。处理我的案子时,他们给我留了120万块钱。听说我要种橙子,几个有钱的朋友每人借给我几百万,加起来一共 1000来万,他们说,就是给你玩玩,玩没了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也用不着。到2009年,这些债务都还清了,还钱的时候,他们又不肯要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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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朴者

褚时健应该是一块璞玉。其贪污受贿问题的实质是人的价值与所得价值的严重失衡,错在上层领域。折射的是非常时期英雄的宿命。像他的二哥一样在不得已形势下中*倒下。二哥倒下死了,褚时健受了内伤挺过来了。挺过来是需要一种精神的,这就是褚石键精神。给我们的是一种方向而不是尺度。

2014-10-29 15: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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