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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婚龄大女性11-12岁最普遍——1427年的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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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三)男人的尊贵和女人的美德(下)

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婚礼这一圣礼的观念非常特别。在教会的眼中,对有效婚姻的唯一要求并不是一场教堂仪式,而是一对同意成为夫妇的男女在现场交换誓言并圆满结合。因此,尽管这对夫妻有可能希望在婚礼后能参加弥撒,但婚礼是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举行的。这是一种世俗的活动安排,其中会包括双亲的交谈,交换嫁妆和戒指(通常是在教堂大门外举行),这些安排对于仪式的公共性是很重要的。有一项针对 1427年佛罗伦萨的税收利润而进行的电脑化调查,从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真实的统计指标,这些数字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习俗以及人们对这些婚礼的期望。平均起来,城市女性的结婚年龄在 16—18岁之间,而男性的结婚年龄明显要比女性大得多,一般在 27—30岁之间。

对于大多数家族来说,婚姻并不是一个感情的契约,而是建立社会和经济联系的纽带。新娘携带到新家的金钱和财产代表了她对其父亲财富的分享份额,如果没有嫁妆,那也就不可能会有任何婚姻。为了自己筹集买嫁妆的资金,贫穷的姑娘们可能会做佣人,另外一些会依赖慈善救济,然而大多数姑娘都期望自己的父亲能为她们提供一笔数目合适的资金。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使嫁妆暴涨的影响(尤其是在威尼斯),越来越多的年轻姑娘被指定去女修道院做修女,这可以被部分解释为一种家族策略,用以避免过高的嫁妆重负。在佛罗伦萨,为了使父亲们能够募集到嫁妆所要求的资金, 15世纪初就创建了一种在国家财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特殊制度,即嫁妆基金制度( Monte delle Doti)。根据这种制度,一位佛罗伦萨人的女儿出生时,他将会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在女儿结婚时,这些股票能连同利息一起被兑换成现金。

在许多城镇中,同样象征了婚礼仪式公共性的财产交换是通过一场从新郎家到新娘家(或反方向)的财产**来展示的,只在奢华程度和规模大小上有所不同。意大利僭主之女的丰厚嫁妆和华丽嫁奁通常由专门的税收来支付,这也象征了她们父亲领地的财富。公民个人并不被鼓励去仿效这样彰显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奢华。在佛罗伦萨,一部分嫁妆通常会被用于为这对夫妇购买家具,通常包括用于储存嫁妆中的衣服、布料和珠宝的箱柜。这些现在被称为新娘用品箱(但最初被称作保险箱)的有彩绘和包金的箱柜,是许多作坊的寻常产品,但是并不廉价。这些作坊所提供的故事主题基本都是来自古典的、浪漫的传说或者是圣经里的故事,例如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婚礼,帕里斯诱拐海伦,等等。这些故事既令人愉悦,同时也是一种警示。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婚礼并不仅仅借此来表现一场婚礼仪式,它也在提醒人们一个事实:即使是埃及女王也要在她丈夫的智慧面前折服并听从于他。对于夫妻之间的正确关系来说,这样的寓意包含一个重要的公民维度,因为夫妻关系被视为国家本身的一种构造单元。马尔西利奥 •菲奇诺( Marsilio Ficino)在写于 1482年的专题论文《论灵魂永存》中提出了一个非常传统的观念,他声称,“独有人类是如此尽善尽美,以致他首先是自我控制(这一点没有任何动物能够做到),然后是管理家庭,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以及号令整个世界。 ”[10]如此说来,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妻子或家庭的男人,就不能成为更大范围的统治者。

佛罗伦萨最多产的箱柜画家阿波洛尼奥 •迪 •乔万尼( Apollonio di Giovanni,1415—1465)和马尔科 •德尔 •博诺( Marco del Buono, 1402—1489)的账簿显示,从 1446年起,这种绘有叙事性画面柜子的购买者范围已然相当广泛,从城市中一些最重要的家族到羊毛贸易中的染工都会购买这样的家具。 [11]在这份文献中,新娘本人的名字从来没有被提起过。购买这种箱柜的客户通常是新娘的父亲或者其他男性亲属,偶尔也会是她的未婚夫,只有极少数的例子是由已婚姐姐这样的女性。有两个分别来自佛罗伦萨和曼图亚的、相对证据确凿的例子,说明了人们对这些东西的喜爱以及花费在其上的钱财。前者是伦敦科陶德学院画廊( the Coutauld Institute Galleries)里的一对箱柜,它们是为佛罗伦萨贵族洛伦佐 •迪 •马泰奥 •莫雷利(Lorenzo di Matteo Morelli,日记作家乔万尼 •莫雷利的一位亲戚)迎娶佛罗伦萨富翁之女瓦贾 •迪 •塔纳 •内利( Vaggia di Tanai Nerli)而于 1471年制作的[图 140]。[12]这位新娘带着一笔 2000弗罗林的巨大嫁妆。在期待着她来临的同时,新郎花了大约 100弗罗林来准备他们将来的卧室。他买了一张新床、一幅床帷幔、一对箱柜和一个神龛,并且安排人重新装饰了这间卧室,更新了房间中较早的一些作品。在委托制作这对柜子时,他用大约 21弗罗林从一个木匠那里购买了箱柜的框架,然后又总共花费了大约 40弗罗林,分别让雅各布 •德尔 •塞拉约( Jacopo del Sellaio)和其搭档比亚焦 •达 •安东尼奥(Biagio d**39; Antonio)在这两个箱柜上绘制上新作品,价格如此高昂可能是因为有大量包金并使用了高品质的颜料。安装完毕之后,这对箱柜可能会成为其所在房间的主宰物。两个箱柜都有高高的靠背和彩绘的盖子,并且从里面到后面都饰以了模仿织锦的图案。箱柜前面的主题取自古典历史,来源于相对容易找到的 1世纪罗马作家瓦莱里乌斯 •马克西穆斯( Valerius Maximus)的故事汇编集,在 15世纪时这部汇编集依然被广泛使用。通过这些故事所例证的精神美德,瓦莱里乌斯 •马克西穆斯成功地将他的故事组织在一起,使作家和艺术家们得以相同的方式去选择合适的故事来表现审慎、智慧或其他被选定的美德。

莫雷利为其中一只箱子所选择的故事是来自于书中“审判”部分的《法莱里的教师》(这是一则关于一个背信弃义的教师的故事,他向罗马人出卖了自己的学生,但罗马人拒绝接受他们作为人质),另一个柜子上展示的是英雄富里乌斯 •卡米卢斯( Furius Camillus),他是节制和服从于国家的典范。这两幅作品所要表达的寓意更多针对的是新郎而不是新娘,在他婚后全新的成熟状态下,人们期望新郎能像这些罗马统帅所做的那样去行动,用公平和智慧来管理他的家庭,最终来治理这座城市。莫雷利的新娘此时正在她自己的城市里搬家。尽管人们期望她要担负新的职责,但是她依然继续留在自己的圈子中。在宫廷的精英圈子里,结婚就意味着离开,新娘不仅要离开从小长大的家庭,而且要离开她的城市,甚至是家乡故土。 1477年,曼图亚侯爵最小的女儿保拉 •贡扎加( Paola Gonzaga)嫁给了奥地利的戈里齐亚( Gorizia)伯爵,她也带走了许多箱柜。保拉结婚时仅仅 14岁,她既不是这些柜子的出资人,在婚姻谈判中也不是一位特别自愿的参与者。她的双亲已经安排好了这一联姻,它能加强贡扎加家族与讲德语贵族之间本已经很牢固的联系(她的母亲是勃兰登堡[Brandenburg]家族成员,而姐姐也已经嫁给了符腾堡[ Württemberg]伯爵),这些柜子只是嫁妆的一部分,所有的嫁妆都是为了给这对夫妇将来的家庭和仆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13]这两个柜子都被施以彩绘并且用拉毛粉饰法进行了装饰,每个箱柜都包含一段来自同一个故事的情节,这个故事就是《图拉真的公正》,同样出自瓦莱里乌斯 •马克西穆斯的故事汇编集。

图14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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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展示了图拉真皇帝如何下令处决了他自己的儿子,因为他的罪行导致了一个寡妇唯一的孩子死亡。在这里,公正的审判和一位母亲代为求情的寓意,正是直接指涉着保拉和她的丈夫。就像跪在图拉真皇帝面前恳求的寡妇,保拉应该对公平和良好的管理作出要求;而为了更好的统治,保拉的丈夫则应留意她的正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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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教授,艺术史学者协会主席,主攻文艺复兴时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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