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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的管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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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序

  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是我国古代先贤所著的六种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书籍。古人织布时,竖的长线称为经,横的短线叫做纬。经是布匹中重要的基本线,被称为“经”的书籍,表明这些书的内容历久不变,可以长期应用、学习。

  《诗》《书》《礼》《乐》和《春秋》这五种书籍,都是以政治、经济等人事活动为主要内容, 只有《易经》以描绘天地人物的自然景象为主。这本书经过孔子的整理,进一步将自然法则和人文法则结合起来,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

  如果说中国人是《易经》民族,因而我们的管理行为主要的依据即为易理,那么有史以来,我们所奉行的便是“大易管理”。不过由于行之日久,人们对之已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弄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依据什么道理。

  20世纪初期,美国人发展出一套现代化的管理,风靡全球。我们眼见为真,不得不跟着学习,也依样学样。虽然说效果不如预期,但除此之外,玩不出其他的花样。

  然而,曾几何时,全世界都在吶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听到了,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一句“管理离不开自己的文化”,果然是至理名言,它唤醒了中国人去热心寻找自己的那一套。

  既然《易经》是群经之首,中华民族又以《易经》作为处世的准则,我们为什么不循着这条路,来寻找我们自己的管理根本?看看大易管理的思维,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也试着把大易管理应用在管理实务上面,测试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

  大易管理,说起来就是运用《易经》的道理来管理。大易泛指《易经》和《易传》,主要有象、数、理、占四大功能。象就是现代所说的现象,数便是现代所重视的数据。管理最好依据实际发生的现象,计算出正确的数据,然后寻找出现象和数据所代表的道理,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据以实施。如果现象不明显、数据也不够准确,那么用占卜来帮助,做好相关的预测,作为决策的参考,当然也是可行的途径。依易理为主干,用现象和数据来佐证,以占卜来预测,实际上十分符合现代化管理的要求。

  管理这一门学问,毕竟易学难精。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但用来用去,总觉得老是差那么一点。

  对中国人来说,我们的一言一行既然都源自《易经》,那么,我们的管理,实际上也要依据易理而行。由于《易经》难读、易理难明,加上许多人日用不知,以致不明白自己的管理体系、不了解自己的管理行为。但愿这本书能够使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的管理,不必再口是心非地说出一大堆空洞的门面话,进而充分掌握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促使现代化管理更易于落实在中国人的事业上,提升管理的功效。

  尚祈各界先进朋友,不吝赐教为幸。

  曾仕强

  序于台北市明道阁

第2节:前言(1)

 前言

  现代人对于 “0 和1间的相互转化,构成浩瀚无穷的网络”这一说,并无异议。一旦听到“一阴一阳之谓道”,却又如坠云雾,觉得相当玄妙。实际上,0代表阴(),1代表阳(━)。阴阳变化,可以产生万物,说起来也相当简单明了,并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地方。所不同的地方,不过是我们心理上的接纳或抗拒罢了。

  科技的发展,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和很大的好处。但是它也愈来愈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反过来为人类带来极大的威胁。我们如果不能从“0 和1的变化”,提升到“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境界,便是只能片面发展科学和技术,其负面影响及其无法加以控制的危机,终将让人类自作自受。

  管理科学的情况也是如此,管理者受到管理科学的陶冶,脑筋不是越来越灵活,而是越来越僵化。特别是制度化、数量化、全球化的刻板印象,使得管理日趋违反人性的需求。我们当然不可能反对制度化、数量化和全球化,但是我们更希望管理能够合理化,适度地尊重例外、模糊和本土色彩,这样才是真正的人性化。人性是一样的,习惯却各地方略有不同。因此必须加以调和,才显得具有权宜应变的弹性。

  大易管理哲学,正是满足这种需求的良好途径。下面我们分别说明“为什么要研究大易管理”,以及“怎样研究大易管理”,以供参考。

第3节:前言(2)

一、为什么要研究大易管理

  中国人可以说是大易民族。因为如果你仔细观察、用心比对,就不难发现我们的所思所为,大多本自《易经》,依循易理。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反传统的浪潮、西式的教科书、“现代化”的号召、“国际化”的借口,处心积虑地想把中国人推向西方世界。似乎中国人的现代化便是西方化,而国际化即是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

  从表面上看,中国人改变了。有人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人抱怨:“好的不学,坏的全学会了。”也有人指责:“现在数典忘祖的人,越来越多,简直忘记了自己还是个中国人。”

  实质上,中国人一直没有变。我们有一些基本观念,始终留存在脑海深处,挥洒不掉。许多人远离故国、居留异邦很多年,自认为已经不像中国人;一旦面临切身利害关系时,便会赤裸裸地呈现中国人的原本面目,丝毫没有两样。落叶归根,中国人最后总是回归自己的源头。不忘本,能够饮水思源,仍然是中国人的最大特质。

  前言当然,以不变应万变的本质是变。中国人的民族性,论“稳定性”居世界第一,论“变动性”也是举世无双。这种话听起来相当矛盾,其实不然。

  各民族都有其民族性,也都必然地随着时空而有所改变。世界上找不出哪一种民族,其民族性是亘古不变的。不过,变的速度,有快也有慢;变的幅度,有大也有小。相对而言,中国人的“稳定性”最强:一方面最不容易改变;一方面改变的幅度最小,而且改变的速度也最为缓慢。放眼看去,华侨遍布海外各地,不论其处境如何,都表现得很不容易完全被同化。世界各地区的“唐人街”或“中国城”,都颇有特色,好像很难加以改变。

  但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本来就是变动性很高、适应力很强的。以民族性而论,我们的“变动性”,可以说居世界之冠。中国人不但喜欢变来变去,而且擅长随机应变。我们自己应该心知肚明,不会因为外国人看不懂我们,便自以为不是这样。请看旅居世界各地的华裔人士,随遇而安,很容易适应当地的环境,这就证明中国人的“变动性”很高、适应力很强。中国人口口声声讨厌中国人,偏偏喜欢和“彼此讨厌”的中国人打交道:不是聚居成为中国城,就是在紧要关头,显现中国人的性格。可见中国人的本色,其“稳定性”也十分突出。


第4节:前言(3)

       我们的社会,一方面反传统成为形式,一方面“传统”成为失去意义的口头禅。一般人喜欢将传统与现代相对并举,实际上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分辨两者之间究竟有哪些差异。

  有人说现代中国人比较开放,会直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实际上,“口没遮拦”的人,历代都有很多。但写历史的人,已经把这么做的严重后果描述出来了。现代中国人一方面“只会死背历史,却不懂得历史”,一方面则尚未看到自己有话直说的恶劣结果,不假思索地认为有话直说是现代中国人的进步,以致“自己犯错竟然茫然不觉”。

  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主张“有话直说”。只是我们知道“适时、适地、适人、适事”而“适当调节有话直说的程度”。因此提出“逢人只说三分话”的原则,经由“交浅不言深”的标准来考量,做到“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地步。

  如果说“传统”是“衡量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交情,审视事态的轻重、缓急、大小与切身利害性,考虑眼前的情境,从‘逢人只说三分话’与‘事无不可对人言’的上下限之间,寻找出有话直说的合理点”,如图1,而“现代”不过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有话就要直说”。那么,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几乎局限于“成熟” 与“浅薄”,根本和进步与否无关,我们怎么能够盲目地反传统、崇现代呢?

  反过来说,“现代”的“有话直说”若是“也要适当地配合情境来掌握分寸”,请问与“传统”有什么不同?难道“由不懂得传统道理的人,将自己认为西方有的、我们没有的翻译过来,就成为现代”吗?偏偏现代社会,充满了“知东不知西”或“知西不知东”的人,又何以沟通东西两方的文化呢?

  全世界的人,都希望有话直说。却由于各地的风土人情有所差异,因而产生不同的沟通方式,这是民族性的区别使然。

  中国人喜欢自由自在、不受约束,当然也乐于有话直说。但是太多“先说先死”的案例,使得我们深切体会“祸从口出”的道理;因而主张“慎言”,做到“应该有话直说的时候,当然应该有话直说;不应该有话直说的时候,当然不应该有话直说”的“中道”境界,形成中国人的沟通功夫。

第5节:前言(4)

      天下的事情,哪里是“有话直说”一条道理可以行得通的?现代中国人偏爱这种“偏道”式的主张,不过是不知不觉地“偏离中道”。我们应该关心他、教导他,让他明白道理而返回中道,怎么忍心看他拿“现代”做借口,继续盲目地偏离下去呢?

  “朝闻道,夕死可矣”,并不是“朝闻道,夕必然要死”,而是“就算生命非常短促,能够把真正的道理弄明白、搞清楚,那也死而无憾了”,意思是:“中道”很不容易,值得一辈子去追求。可惜现代中国人目光浅短,不敢追求艰深的道理,宁可胡乱执一偏道、以偏概全,却沾沾自喜,认为“已经找到了真理”。

  同样研究《易经》,许多人偏爱术数,导致迷信的气氛十分浓厚。术数也是易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对此我们不反对,但它毕竟属于“小用”的部分。义理的发扬,才是易学的“大用”。

  古代民智未开,圣人不得不以神道设教,让易学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加以君主专制,臣子不敢据理直言,只好假借占卜来谏阻。术数的功能,一直被重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如今科学昌明,如果事事依赖占卜、人人相信风水、时时不忘命相,请问“人的尊严”究竟置于何地?

  人的尊严,应该表现在“明智的抉择”,也就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知道应该怎样做”、“我也明白如何做得一次比一次更合理”。因此,“讲究义理,按照推理来抉择,真正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便成为现代人必具的条件;而要达到这种地步,自非好好研究《易经》的道理不可。

  孔子的学生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人有贤者,当然也有不贤者。贤者应该从《易经》的道理入手,好好研究《易经》的真义。不贤者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专门在算命、看相、占卜、看风水上下工夫。现代人如果醉心于声光电化,潜心于科学技术,却忽略了《易经》的智慧,不过是“识其小”者,未免对不起自己。若是进一步探究易理,使自己变成“识其大”者,岂非更上一层楼,看得更远,也看得更为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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